城中村改造：善待原住民的利益诉求

城中村改造：善待原住民的利益诉求




孙巡


　　他们离城市很近又很远；他们户口进城，却享受不了市民待遇；他们过去种地，如今“种”房……这就是城中村原住民，一个习惯被描述为“城市美化的破坏者”、“城市化进程中的寄生阶层”的群体。7月21日，应省城市规划学会邀请，国内数十位专家来宁，求解城中村改造。他们呼吁政府：抛弃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惯性，善待城中村原住民的合理利益诉求。

　　城中村有损城市繁荣，是藏污纳垢是非之地——这些观念，受到专家抨击。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张京祥教授直言，城中村的形成、蔓延，是城乡二元制度背景下，一系列政策失当结出的“苦果”。政府征用城郊土地，“吃肉留骨头”：先征耕地，绕开村民居住点，搁置失地农民就业及生活保障，以求城市扩张成本最小化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崔晓黎说，全国城中村已达5万个，人口5000万。我省城中村不可忽视。南京绕城公路以内，就有71个城中村，人口20多万。常州有56个城中村，人口10多万。在苏南部分县级市，城中村也已出现。

　　城中村通常是被城市公共服务遗忘的孤岛。城中村原住民多数失地、失业、失保，吃光微薄的补偿，就业难，惟有建房出租谋生。面对涌入城市的1.2亿外来民工，城市政府尚未提供住房保障。他们中八成年收入不足5000元，如何租得起房子？购房更是天方夜谭！除简陋工棚，房租廉价、交通相对便利的城中村，成了民工栖身之所。城中村原住民敏感地捕捉到需求信号。于是，平房变楼房，二层变三层，造出一幢幢“握手楼”、“接吻楼”。房租占收入一半以上，原住民因此成了“租爷”。深圳有“租爷”盖出十几层高楼，南京也有“租爷”一家盖了五六十间房。原住民分享了城市化“外溢正效应”，但必须承认，他们是政府补偿不到位、社会保障缺位的一族，而且，他们不占用公共资源，承担政府许多未尽的公共服务，解决民工群体住房难。

　　毋庸置疑，部分原住民投机逐利，无序建房，已超越谋生边界。他们自己赚取大把房租，却加重城中村环境负荷，降低其他居民的生活质量，影响城市整体形象。由于城中村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之外，自我发展，封闭管理，对违建管制不力，一户“种”房家家效仿。“种”房生利，把更多原住民“捆”在房东经济中，不愿走向市场寻找新的生存路径。畸形发展的城中村，破破烂烂，虽与摩天高楼比肩而立，而与“宜居指数”相距甚远。城中村路难行、污水流、垃圾遍地，没路灯，厕所也不够，至于绿地和休闲广场，更是奢望！北京三环外，有的城中村每个厕所一天接待2万人，民工早上5点就排队如厕。

　　一年前，深圳爆破渔民村16幢高楼。“中国第一爆”引得媒体狂炒，至于这个城中村原住民，还有寄身其中民工未来生活，很少关心。城中村改造，不能像西方国家清理“贫民窟”，一拆了之。“消灭”城中村，消灭趋利型的二元政策取向是前提。

　　正如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理事长包永江所言，城中村是躲不开、拖不得、事关社会稳定的大事。北京、深圳、西安等国内大城市，包括我省南京、常州、徐州等地，已纷纷启动城中村改造。说“躲不开、拖不起”，考量成本可见一斑。解决城中村，难在如何补偿原住民既得房租收入。全国城中村，每年房租收入高达500个亿！整个城中村改造，补偿成本至少在3万亿。深圳渔民村，过去政府不承认原住民房租收入，谈不拢，房子越盖越多，“骨头”越长越大越难啃。最终，政府痛下决心，给每户补偿四五套住房，一次了断。各地政府财力厚薄不一，城中村改造要量力而行。同时，更不能畏难，今天“掏不起”成本，就把烫手山芋传下去。无论整体拆迁，还是就地整治，城中村改造，善待原住民合理的利益诉求是底线。扬州城中村拆迁，保证每户“拆一还二”，让其照样有房出租。苏州规定，城中村改造前，必须完成集资资产规范改制，保证原住民长期分享资产经营收益。医疗、养老、低保等城市保障制度，包括就业培训等公共服务，更应覆盖城中村，帮助原住民卸下包袱，冲出孤岛，融入城市。

　　城中村是市场博弈的产物。解决城中村，应用好“釜底抽薪”。江苏进城民工近千万，多数住在城中村。只要城市为民工规划、建设安居之所，既改善了“新市民”生活，又能增加廉价住房供应，分流城中村住房需求，摊薄房租价格，遏制原住民建房冲动。当前，苏州、南京等城市，已为外来民工建造公寓，推进集中居住，但还需上升到城市规划层面。政府可以尝试吸纳城中村集体，以及原住民，投资建设公寓楼，在利益分享中寻求利益和谐。

　　过去20年，中国城市化走过西方上百年历史，粗放式增长使我们面临的矛盾更多更复杂，城中村就是一个缩影。江苏城市率超过50%，进入快速增长期，希望各地重视城市发展效率，及早“啃”光过去留下的“骨头”，而且确保不给后人留下新“骨头”。

2006年7月24日《新华日报》